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經過

日本在臺的殖民統治在《馬關條約》簽訂一百週年時，一些“台獨”分子趕到日本馬關春帆樓，公開感謝當年日本對台灣的佔領。他們之所以篡改日本侵略的歷史和本質，是因為他們日思夜想地要分裂祖國、爭當外國的附庸。他們懷念的殖民統治，到底如何？對台灣民眾來說，永遠忘不了那惡夢般的年月，永遠忘不了日寇在台灣實行殘酷統治的歷史。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，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悲慘的一頁。殘酷統治日本佔領台灣50年，派出19任總督，作為統治中國台灣地區、實施殖民統治的最高指揮。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間，日寇為建立“殖民地體制”，用武力鎮壓和控制台灣人民的反抗，軍人專政，派出的軍人總督有樺山資紀、桂太郎、乃木希典、兒玉源太郎、佐久間左馬太、安樂貞美、明石元等7屆軍人總督；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，日本殖民當局以為殖民統治已經穩定，為把台灣建成“理想的殖民地”，軍人體制改為軍政分立制，派出了田健治郎、內田嘉吉、伊澤多喜男、上山滿之進、川村竹治、石塚英藏、太田政弘、南弘、中川健藏等9屆文職總督；1936年以後，為配合全面侵華戰爭的需要，恢復軍人總督，派出小木躋造、長谷川清、安藤利吉等3任軍人總督。不論文官武將，19名總督集立法、行政、軍事大權於一身，掌握了當地中國人的生殺予奪大權，個個都是殺人魔王，手上都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。日本在台灣實施殘酷的殖民統治，總督府於1896年發佈了“關於施行台灣之法律”。這一文件編號為第63號法律，所以稱為“六三法”。“六三法”總共6條，它成為日本統治台灣的基本法。此法確定台灣特殊化，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總督的獨裁權力；主要內容是鎮壓抗日義軍和剝奪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利。1906年，頒布實質相同的“三一法”取而代之，兩法沒有根本區別，中國人遭受的苦難不僅沒有改變，而且越來越沉重。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主要靠軍隊、憲兵、警察維持，更多的是靠權大無邊的警察管制社會和民眾。1897年，日本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，製訂了“三段警備法”。規定山澤地帶的治安由軍隊及憲兵負責；村落的治安，由警察擔當；山澤和村落之間，則由憲兵和警察共同戒備。這是一部由軍隊、憲兵、警察三者協力鎮壓統治台灣人民的殖民法。在日據時期，台灣民間嚇唬孩兒有一句慣語：“大人來啦！”所謂“大人”就是指當時的日本警察。1896年，第一批日本警察到臺。自此以後，以日本警察為主體的警察，成為伸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鬼魘，是直接屠殺台灣中國人的劊子手。日本警察遍及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，台灣成為名符其實的警察社會。以1902年為例，全臺設有10個廳警察課、97個支廳、992個派出所，以後最多時各類警察機構達到1500餘處，警察18000餘人。在台灣的經濟發達地區，每隔2、3公里就有一個警察機構；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。日本佔領下的台灣，可以說是日本警察的世界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，中國人的基本權利都被剝奪。為維持殖民統治，對中國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滿行為，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殘酷鎮壓。1898年，日本殖民當局頒發“匪徒刑罰令”，全文8條，該“令”專門鎮壓台灣同胞的反抗，日寇殖民者根據此令殘殺了無數台灣同胞。在頒發“匪徒刑罰令”的同時，又實施“保甲條例”，規定保甲作為警察軍事統治的輔助組織。條例全文7條，規定10戶一甲，10甲一保，全保全甲內部連坐，保甲另外組織壯丁團，接受警察當局指揮、監督。到1943年，全臺共設保6074個，設甲58378個，控制戶數達50餘萬戶；壯丁團團丁最高時達到134613人。保甲制度作為日本殖民者對台灣民眾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，其實質是用“以臺制臺”的方式控制和奴役當地中國人，保甲制度成為法西斯統治的基礎。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國人的反抗。在日本人秋澤鳥川寫的《台灣匪志》一書中，把一切對日寇不滿、反對日寇的人士和言行，都歸入“匪”類，主張進行殘酷鎮壓。在日本殖民當局的法西斯統治下，中國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權利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隨時都有被扣上“匪”的罪名受到迫害。日本佔領台灣後，在以後較長一段時期內，台灣人民沒有停止反抗。日本宣揚全臺平定，但是台灣人民的反抗沒有停止，由正面抗戰轉為抗日遊擊戰。就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宣佈“全島完全平定”的十幾天后，北部義軍在這裡揭竿而起。林大北，台灣宜蘭人，劉永福舊部，12月28日，在大裏筒襲擊日軍分遣隊，打響抗日遊擊戰爭第一槍。林大北起義後，新竹胡阿錦，台北簡大獅、陳秋菊，宜蘭林李成，以及許紹文、江振源、陳瑞榮等義士起而響應，給予剛剛在台灣建立統治的日寇予沉重打擊。北部起義一直堅持數年，在戰鬥中林大北、詹振、簡大獅等義軍首領壯烈犧牲，義軍受到重大損失。在台灣抗日鬥爭中，涌現出無數個英雄，簡大獅就是其中之一。在反割臺鬥爭中，被稱為抗日三猛士之一，他參加北部起義後，多次率軍進攻台北，在宜蘭金包裏、堡礦溪等地堅持武裝抗日鬥爭。1899年間在日寇的圍剿下不得不退回廈門，後被清政府引渡給台灣殖民當局，1901年3月壯烈犧牲。抗日起義遍及台灣各地。北部起義開始後不久，1896年6月14日，中部義軍一千多人在雲林縣鬥門鎮東南10公里處的大坪頂集會，建號“天運”，改大坪頂為“鐵國山”，公推簡精華、柯鐵等為“十七大王”。他們堅持鬥爭達6年之久。1898年林少貓等抗日義士也舉起義旗。從台南大目降、潮州等地，到恒春、虎頭山，轉戰數年，在台灣南部豎起抗日大旗，極大的鼓舞了台灣人民的鬥志，沉重地打擊了日寇的殖民統治。日寇當局也對抗日起義用盡了各種手法進行殘酷鎮壓。1902年5月25日，日本殖民當局在這些地方舉行“大掃除”運動。日本強盜為安定統治秩序，以給予官職、田產等獎勵為名，將北部、中部等地區堅持鬥爭的林火旺、陳秋菊、盧阿爺、林少貓等38位抗日義軍首領和5600多名抗日義軍官兵，騙到鬥六、林圮埔、土庫、西螺、他裏霧等地，舉行“總括性歸順儀式”。當儀式第一項“官民一齊攝影”進行完畢，進行第二項“鳴炮”時，日軍和憲兵對毫無戒備的上當受騙的“歸順者”開槍射擊，當場把他們全部處死。僅林少貓一家，被害的親人、親友就達231人，其中有40名是兒童。日本殖民者真是喪盡天良。台灣是中國的領土，中國人民不會甘心充當亡國奴，日寇的大屠殺沒有征服台灣人民的心。1907年11月14日夜，新竹北埔月眉莊人蔡清琳，帶領民眾突然襲擊鵝公髻、一百端、長坪、大窩等日本警察分所和大坪派出所，殺死日本巡查、警察和其他日本人一百餘人；第二天，再攻北埔支廳，殺死支廳長渡邊龜作等50餘人。日本殖民當局從台北、台中等地調集軍隊、警察前往鎮壓，蔡清琳等9人被處死，受株連者達2000多人。此次起義在台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為了維持殖民統治，日本殖民當局隨意屠殺當地中國人。在1896年“大平頂事件”中，屠殺中國人3萬人，在1901年“後壁林慘案”中，屠殺中國人3473人，在1902年“噍吧年事件”中，屠殺中國人3萬餘人；在1913年12月間的“苗栗事件”中，屠殺中國人1200餘人；在1915年西來庵起義中，屠殺中國人數萬人。據有的學者統計，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，被日寇殘殺的中國人達60萬人。這對當時最多只有500餘萬人的台灣來說，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大災難，日本軍國主義欠下了中國人民無數永遠也無法償還的血債。除了殘酷鎮壓之外，在日寇法西斯統治下，中國人毫無政治地位，以公務員為例。根據1944年的統計，台灣公務員總共84559人，其中中國人46955人。表面上看似乎中國人佔55%，事實上差別很大。任敕任官（相當於南京政府簡任官）的只有杜聰明1人，而且他只是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，並非行政官員；任奏任官（相當於南京政府的薦任官）的只有27人，其中擔任行政職務的只有15人；任判任官（相當於南京政府委任官）只有368人。除此以外，其餘都是雇傭人員。在警察中，中國人只有六分之一，但警級沒有超過“巡官”的。因此，中國人只是擔任低級職位和雇傭人員，供日本人驅使而已，成為日本殖民當局“以臺制臺、以臺治臺”的工具。瘋狂掠奪日本佔領台灣，是為了把它作為掠奪的對象。作為日本殖民當局法西斯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，就是進行瘋狂掠奪。1895年通過實施“官有林野取締規則”，強佔全臺94.15%的山林原野。3年後，時任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設置“臨時土地調查局”，頒布“台灣地籍令”、“土地調查規劃”，1901年實施“土地徵收規則”，1905年實施“土地登記規則”，根據這些法令，日本總督府強佔民田2700萬畝，日本財團強佔200多萬畝，也就是說台灣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。土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，致使多少中國農民破產、逃亡。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實施超經濟的剝削。殖民當局強佔了絕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後，對廣大農民進行超經濟的剝奪。就土地稅一項，1905年收取地稅300萬元，1933年高達570餘萬元。就糧食來說，1900年稻米年輸往日本1400公噸，佔當年台灣米生產總量的0.46%；到1934年，年輸入日本51.5萬公噸，佔當年生產總量的40%以上。大米主要輸往日本，造成島內糧食嚴重缺乏，因而有“饑餓輸出”之稱，多少中國人生活在饑寒交迫之中。台灣豐富的物產也成為日本掠奪的目標。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，台灣的制糖業更是成為日本掠奪的對象。殖民當局規定，蔗農生產的甘蔗只能賣給當地日本控制的制糖會社，台灣蔗農成為日本糖業資本家的奴隸，每斤糖的價格從1921年的11.6錢，下降到1937年3.2錢；每年90%以上的台灣糖輸入日本。因此人們說：“一部台灣糖業史，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。”台灣糖的命運成為日本殖民掠奪下，台灣農業、工業、加工業的縮影。在日本殖民者的眼裏，台灣的即是日本的，必須無償提供。談及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，至今有人為日本殖民者高唱頌歌，認為日據時代是台灣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。不可否認的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，台灣的工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，但日本完全是為了在台灣建立殖民地經濟。台灣的大工業都為日本資本家獨佔，台灣工業是替日本工業製造初級產品和半成品，台灣工業只是日本淘汰設備、技術的集結地，台灣的進出口貿易完全處於日本人的控制之下，日本在台灣的經濟管理部門成為吮吸中國人民膏血的魔鬼。值得指出的是，日本侵佔台灣的50年中，正是日本瘋狂對外擴張、發動侵略戰爭時期，因此台灣成為直接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原料、加工基地。殖民同化日本佔領台灣，在搜括和掠奪之外，就是圖謀永久統治台灣，就是想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動。任何一個中國人，誰也不會忘記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推行的“皇民化運動”。日本殖民當局從侵佔台灣的第一天起，就開始做起永久霸佔台灣的美夢，開始推行殖民強制同化政策。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。奴化教育主要措施有，一是推行差別教育和普及日語，在初級教育階段，重視日本籍學童，就讀的是“小學校”；輕視中國兒童，就讀的是“公學校”和“國（日）語傳習所”，高山地區的原住民兒童則進“教育所”，兩類學校相差很大，無論在什麼學校，都把日語當作基本語言。二是防止中國人接受高等教育。從中等教育開始，限制中國學生所學專業；高等教育更是明顯，主要由日本人獨佔，而且除了醫學專門學校及台南高等商業學校外，其他一切高等學校都在日本國內舉行考試。在1928年成立的帝國大學（台灣大學）內，40年代日籍學生佔81.8%，而中國學生則有18.9%。教學內容更是以傳播殖民主義文化為主，有關中國的歷史、思想、文化均在排擠之列，以從根上切除中華民族文化的影響。在奴化教育中，殖民當局規定每個中國學生必須有一個偏名，就是在名字的第二字之後加上班級數，然後再加一個“郎”字，因此李登輝就有過“李登三郎”、“李登五郎”等不淪不類的名字。後來李登輝起了一個正式的日文名字“岩裏政男”，而他的兄長李登欽則更名為“岩裏武則”。類似這樣變中國名字為日本姓名，發生在日寇發起的“皇民化運動”時，但是收效甚微。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“皇民化”。日本佔領台灣的還一個目的，是為了把台灣作為侵略中國的前進基地，為此它們進行了各種努力。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，為壓制台灣民眾的愛國熱潮，“培養忠良帝國臣民的素質”，把台灣建成進攻華東、華南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基地，日本第17任總督小林躋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，即開始推行“皇民化運動”。罪惡的“皇民化運動”，從一開始就遭到台灣人民的唾棄。“皇民化運動”開始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不久，1937年9月30日，日本殖民當局在台北市公會堂召開“（日本）國民精神總動員講演會”，臭名昭著的“皇民化運動”就此開始。主要內容是，進行親日思想宣傳和精神動員，極力消除台灣民眾的祖國觀念，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。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，“皇民化運動”進入第二階段，即“皇民奉公運動”。1941年4月9日，殖民當局成立了“皇民奉公會”。奉公會由時任總督的長谷川清兼任總裁，自總督府到街莊都設有分會，並且均由當地的行政長官負責。此外，還成立了奉公團、青年學生報國會、青年奉公會、女青年奉公會、產業奉公會、核心俱樂部、模國挺身隊等名目繁多的週邊組織，作為推行“皇民化”的社會基礎和基本力量。要想禁止一種文化，首先必須禁止相應的語言、文字。禁止漢語，強制推行日語是“皇民化”的主要內容。就在“七七事變”前後，日本總督府下達了撤銷全臺學校漢文科、廢止各種報刊中文版的命令，同時頒布相應的懲罰措施，強迫台灣民眾學習、使用日語。在“七七事變”前後，台灣花蓮廳發佈訓令，規定公務場合如果不用日語者立即解職。在台灣許多地區，規定不學日語者徵收過怠金。各種苛刻的懲罰禁令數不勝數，甚至如果買車票時聽不懂日語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你不是皇民，買票要到後邊去。”在學校說一句漢語罰款一錢。日本殖民當局公開叫囂：“絕對禁止使用台灣語和漢文，不滿者滾回支那去。”禁止漢文漢字，是日本文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。日本殖民當局在禁止漢語漢文的同時，強行推行日語。1936年全臺強制設有日語講習所3832處，被迫參加的學生為205214人。1940年增加到15833處，學生763263人。到日本投降前夕，各地奉公班均開設夜間學習日語所，各類學生超過100萬人，這在當時5名台灣民眾中就有1人在學習日語。對居住在山區的原住民，日寇也不放過，強行推行日語，僅1939年間就設立日語講習所265處，設立日語普及會11處。據有關資料顯示，台灣的日語普及程度有所提高，1936年為32.9%，1940年達為51%，1944年則為71%。這是日本總督府的統計，虛假的成份很高。“皇民化運動”不僅是從語言、文字上做文章，宣揚“日式文明”，還強迫中國人從生活習俗、宗教信仰、文化藝術、時令節氣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齊。為使台灣民眾生活日本化，嚴禁信仰民間的各種傳統宗教、神靈，燒燬台灣民間的諸家神靈，專設日本的天照大神，並且強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業都要祭祀；中、小學則規定每月1、8、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。每逢10月27日，在台灣各地就能看到這種情況，在日本警察、官員的監督下，台灣民眾來到設在各地的神社參拜。以清除流行於中國人民中間的宗教活動。在社會習俗方面，日本殖民當局下令撤銷春節等傳統節日；台灣家庭必須使用日本的風呂（澡盆）、便所、塌塌米，婦女必須穿和服；吃飯要吃日本料理；行禮要行日本90度的彎腰禮；結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結婚；葬禮要採用大和安葬式。為減少中華民族的色彩，日寇當局下令禁演傳統的布袋戲、歌仔戲、歌謠，禁止漢文文學作品，組織演唱戲劇、青年劇、日本軍歌等，“灌注大和魂”，宣揚日本精神、日本軍威、國體明證、大義名分等。日本種種統治口號的改變，目的都是為了加緊在台灣的掠奪。推行“皇民化”也是如此，日本借機加緊對台灣人民的欺騙和搜刮。宣揚“臣道實踐”和“奉仕”，提出“全島無一人不為聖戰而勞動”，在產業領域組織起形形色色的“挺身隊”、“奉公隊”，榨取工人、農民的勞動成果；強迫開展“金報國運動”，發行“奉公債券”、“報國債券”，挨家挨戶搜括民間藏金。僅1944年，台灣負擔的日本軍費高達1.5億元，這全是靠明徵暗奪而來，成為日本維持全面戰爭的重要補充。為挖掉中國人身上的中國根，從40年代初期起，日本殖民當局又開始禁止中國人使用中國名字。1940年2月，日本殖民當局宣佈“恩準”台灣人改用日本式姓名。表示本人提出申請，只要經過知事廳長許可，即可以改變自己的姓名。事實上，改用日式姓名運動，卻是靠政治高壓強迫推行的。殖民當局設立更改姓名推進會，由警察脅迫改名，有一些漢奸當然求之不得，也有一些供職於殖民機構和日人公司的人，因為生存的需要也跟著改名。在殖民者的淫威下，1941年間改名的有71875人，第二年有約10萬人，日本投降時，同意改名字的人也極為有限。日本殖民當局為加速推行“皇民化運動”，對於全天候使用日語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，則獎賞其為“國語（日語）家庭”，在當時緊張的物資供應下，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食物供給等優惠待遇，以從物質上進行誘拉。日本殖民者費盡心機推出的“皇民化運動”，從來沒有達到所期望的目標。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者要釜底抽薪，妄圖徹底割斷當地中國人的祖國情結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。因為中國人不可能忘掉祖國語言，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用漢文、漢語。祭祀、生活習慣很多是在民間和家庭中進行的，所以真正過“皇風生活”的台灣民眾幾乎沒有。改中國姓名為日本姓名的，只佔極少數。日本把台灣作為侵略中國大陸的前進基地的另外一個重要內容，是徵集當地中國人參加日軍侵略陣營。在“皇民化運動”後期，日本殖民當局則把徵集當地青年參加侵略戰爭當作主要任務。1943年實施陸海軍特別志願兵制，1945年實施徵兵制，由日本侵略者強徵入伍、為日本賣命而戰死的中國人達3萬餘人。至於在戰爭期間被日本強徵入伍的更是多達207183人，這還是根據日本厚生省的統計，實際上肯定超過此數。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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